人間通訊社

吉田實-2

我平常很少有榮耀的感覺，經常都告誡自己：在人世間，我只是一介衲僧，沒有什麼了不起的。但是在那許多議員抬我的時候，我卻忽然興起一個念頭，多少年來，中國人都是給日本欺負，踩在腳下的，現在你們卻肯得以議員之尊，抬一個和尚上台？這也真叫我感覺到「難遭難遇」了。

至於當時「二十一世紀的訊息」講了哪些內容，我已不復記憶。我曾想把這些內容整理後，請滿果法師替我投稿給逢甲大學，因為當時他們正要出版一本關於未來時代的書籍。可惜那本書出版以後，沒有收錄我的文章，只有文章的目錄綱要。於是我就問滿果法師：「我的文章不是請你交給逢甲大學嗎？」他說：「有啊！就是那篇綱要。」我說：「那我的文章內容呢？」他說：「隔得太久，不記得擱到哪裡去了。」

所以，那一次的講演雖是有一番用心，但記憶有限，只約略記得講到未來是一個生權的時代。所謂人類歷史的發展，從神權時代演變到君權時代，再到現在的民權時代，未來則應該是生權的時代，一切眾生都有生存的權利等等。

再說講演之後，當天晚上下榻在一個飯店裡，吉田實先生告訴我，那是美國總統雷根先生訪問日本時住過的地方。一時之間，我想起了雷根先生訪問日本時發生的一段趣聞。雷根總統平時過的是西方式的生活，所以當他來到大飯店時，穿著大皮鞋就走上了榻榻米；站在一旁的許多人看了，都露出很驚訝的表情，意思是說：「總統先生，你要脫鞋子啊！」但是雷根總統卻是一臉茫然地說：「為什麼要脫鞋子？」在西方，脫鞋是不禮貌的行為，但是在日本，不脫鞋卻是不禮貌的。可見得，東西方文化的不同，實在需要以中道的立場來做溝通。

這一天晚上，吉田實先生約了各方人馬，住在這家飯店裡。我覺得這個開銷實在太大了，尤其他們的住家應該就在附近，為什麼要來住飯店呢？我一直為他感到捨不得，為了邀請我到日本一行，花費一定不少。

後來，佛光山在日本建立了東京別院，我每到日本，第一個來訪問我的，必定是吉田實先生。那個時候，他已經不以記者的身分和我來往，純粹是老朋友相見。甚至我們兩個人坐在那裡，他看看我，我看看他，他會中國話，但我們不一定講話，讓時間就這麼在沉默中過去；在無聲的時刻裡，有時似乎也有一種無言的美感。偶爾遇到中午或晚餐，我也不特地為他準備什麼日本人喜歡的料理，就只是煮幾道我們中國人平常吃的簡單飯菜，他也一再地說比北京的好吃。

吉田實先生在2010年往生。老友雖已逝世，但是到現在，我還是一直懷念著他，總覺得做記者，當如吉田實。

吉田實先生和我另外一位記者好友陸鏗先生是完全不同典型的人。陸鏗是基督教徒，和吉田實也是好朋友，我們三人也有過多次的聚會。但是，若要我做一個評論，他們二者雖各有特色，陸鏗先生性情衝動、負有正義感，吉田實先生則是細膩、平和。不過，他們對我究竟有什麼看法，我就不知道了。

丁中江

在許多媒體記者中，老三台（台視、中視、華視）時代，經常擔任政治評論員的丁中江先生與我也是有緣人。

丁中江先生，雲南人，生於1919年，他口才雄辯滔滔，思想理路分明，最早在廣州「天地新聞日報社」擔任社長，也做過曼谷《民主日報》董事長，參與創辦香港《新聞天地週刊》。來台後，經常在台視分析、評論政治新聞，我聽了以後，感覺到他講說的資料很齊全。當我知道他的弟弟丁懋時是外交部長時，我想，必然是從他的兄弟那邊，得到了一些第一手資料。但是不然，丁中江先生並不是憑靠丁懋時先生給他的新聞，而是來自他自己一生身為新聞老將的專業。

大約是1981年左右，他第一次帶了家人來到台北普門寺訪問我，經過這次訪談之後，我們就建立了良好的關係，並且常相來往。尤其，他曾經為了政府不讓我成立「中國佛教青年會」，感到心有不平。在他認為，政府應該要讓我成立一個民間的社團，才能盡情地揮灑所願。當時，他的見解引起我極大的注意，因為成立佛教青年會的想法，只不過是我順從時勢發展需要而萌生的念頭，想不到丁先生卻進一步呼應，確實有成立社團發揮所願的必要。這句話，真是說中我的心情。

因此，後來董樹藩先生入閣，在1984年到1986年間，擔任行政院蒙藏委員會委員長時，要我成立「中華漢藏文化協會」，我也就欣然答應了。

董樹藩先生是內蒙古人，1932年生。由於他在院會裡替我說項，因而獲准成立「中華漢藏文化協會」。不過，我想，董委員長只是想透過我成立的中華漢藏文化協會，為他與一些西藏人士做公關吧！

只是，那時候的達賴喇嘛，對台灣沒有好感。記得1979年，我率領「印度朝聖團」二百人赴印度巡禮聖蹟，成為當地有史以來最龐大的朝聖團。我們包了泰國二架飛機，其中一架裝載毛毯、食物，準備到印度去幫助在那裡流浪的藏胞。但是，我們才到達新德里，就聽說達賴喇嘛下了命令，不准接受來自台灣的援助。

我感到很疑惑，人和人之間為什麼不能接受彼此的好意呢？原來，當時達賴喇嘛對於國民黨情報機構，分化、離間他們的西藏人民，極為氣憤。不過，政黨的恩怨，也不是我有辦法了解的。

總之，後來那一架飛機裝載的毛毯、物品，只有一部分的藏民同胞接受，其他大部分都送給印度的貧苦人士了。

丁中江先生對於我遭遇的這許多過程，都非常了解。甚至後來，他為了我在美國接待許家屯的事情，還特地在江澤民先生面前幫我說話。

丁先生告訴我，他對江澤民先生說：「星雲大師不是政治人物，所以他才要接待許家屯先生；假如他真要涉及政治，也就不會接待了。」丁中江先生並且舉例說：「就好像是一個人家的孩子離家出走，有人把他收留下來，這應該是好事；況且星雲大師至少代表了海外五百萬人的心聲，所以中國大陸不該對他太過計較，尤其從對中國的貢獻上來看，應該算他一份吧。」

當丁中江先生告訴我這許多事的時候，我非常感謝他為我說項。後來，1991年，「敦煌文物展」在佛光山舉行，這是中國大陸第一次在台灣舉辦展覽，我花了數十萬美元的運費、保險費等行政費用，終於辦成了那一次的敦煌展。

不過，因為那許多展品都是一些複製的文物，包括古代社會一般的用品、農具，以及敦煌的畫作等，大陸方面也無意再帶回去，加上丁中江先生想要在台北辦展，我就把這許多東西送給丁先生，讓他能夠如願。後來，他在台北辦了一場展覽，至於成果如何，我就不太知道了。不過，在我心中，這也算是對他的一種感謝！

和我往來的平面媒體記者中，在美國，《世界日報》、《國際日報》的尹祧和王艾倫小姐等，後來都成了佛光山的弟子。在台灣，像《中央日報》的李堂安，《聯合報》的胡宗鳳、王紀青，中央社的陳守國等等，也都成為佛光山的好友。不過，此中有兩位《中國時報》的記者，一位是卜大中，一位是蘇正國，因緣就更深厚一些了。（待續）